1984,(1)。）。此说最具代表性。有些学者则更加具体地指出，是由于郭嵩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或背叛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注：葛志华：从郭嵩焘的悲剧看近代中国社会[J].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7,(2)。）。蒋晓丽对该问题的论述颇具新意。她认为特有的人格和气质是造成其人生悲剧的内在因素，而身陷各种矛盾的旋涡不能自拔则是外在的原因（注：蒋晓丽。晚清洋务英才郭嵩焘人生悲剧根源论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6)。）。
郭嵩焘与刘锡鸿的关系，也是郭嵩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总的说来分歧不大，只有个别学者觉得不应当把郭、刘的交恶仅仅归结为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还应考虑其各自性格和*利益的冲突因素（注：王维江。郭嵩焘与刘锡鸿[J].学术月刊，1995,(4)。）。
此外，史学界还对郭嵩焘与湖湘文化的关系；郭嵩焘出使英国前的矛盾心态；郭嵩焘与肃顺的关系；郭嵩焘与禁烟运动及地方风气的改良；郭嵩焘对湖南地方史料整理所作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由于没形成争论，也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从上述研究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百余年来郭嵩焘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基本上还了郭嵩焘的本来历史面目。但要进一步深入下去，尚需做出不懈努力。
首先，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郭嵩焘，端正研究态度。既不要苛求古人，也不必文过饰非。“辩护论倾向”更不可取。尽量少将个人的爱憎情感带到郭嵩焘的研究之中。同时也要打破以往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划分派性归属的旧框框，一切都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这样或许会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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