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仅仅以人们经常引用的有关清廷财政收支细目的文献记载作为考察的基点，我们不仅看不到其在光绪初中叶有什么危机的迹象，相反还可能认为，这是近代以来清廷“在财政上出现的少见的从容时期”。事实上有如前述，此类财政收支表，所列的尽是岁出之常项，至于象赈需、河工（岁修除外）等临时性的支出往往并不包括在内，而常常是另案专销，或干脆“请免报销”，因而它们并不能反映实际的支出状况。否则，清廷又怎么会陷入遇事即须筹款、东挪西掘乃至卖官鬻爵的困境呢？同光年间，无论是赈需还是河费，抑或是其他的临时性支出，属于政府库款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其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特设的捐输方式聚敛而来的（注：参见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71、72、111页）。郑州河决，甚至两借洋款，总额达200余万两（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二，页三十六，光绪十四年五月初十日，两借洋款以应郑工折）。诸如此类，固然救急于一时，却往往招致吏治的进一步败坏，反过来又大大加重了清廷的财政危机。申丙《黄河通考》述及清廷特开郑工河捐的后果时即曾慨叹，“以此前清季年，郑工纳捐之官吏，遍布各省，清政由此失轨，足见河患情势之巨”（注：申丙：《黄河通考》，第36页）。
再者，清廷在财政预算过程中，总是以“量入为出”的祖宗成规为根本原则的，“入”既不丰，“出”即不畅，这样的支出也就很难反映国家*经济事务真实的资金需求。特别是当各种突发性事变交迫而至之时，清廷总是在不顾一切地保证其常项支出的基础上，挹此以注彼。而洋务派的军事、经济活动无论如何也是触及清廷祖宗定制的新事物，故此也总是成为此种财经政策的最主要的牺牲品。
如原拟由各省关常年额拨且不准挪作他用的洋务派海防经费，因种种情况，收数本不足额，但在光绪初年的大旱灾期间，李鸿章还是顶不住来自清廷内部反对派的强大的压力，先后从中协拨或借拨银70余万两，约占1875至1880年间其实解总额的15％，虽然其中的借款可以分年提还，“但既挪动，即少实存”。（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一，页十至十二，光绪四年三月十三日海防机局款势难分拨折；卷四十八，页四十至四十三，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海防经费折。）
从光绪十年开始，李鸿章鉴于经费支绌，又借口效法赈捐事例，奏请清廷举办海防捐输，以“另筹挹注，以资急需”，在他看来，“一二省之偏灾，尚荷特颁旷典”，目前海防洋务，“尤系天下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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