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同样的原因，清廷兴办水利的热情已大不如前，但面临愈演愈烈的河海之患，也不能不勉事敷衍。从1867年开始，清廷应地方督抚之请谕令修复浙江海塘工程，十余年间，尽管只是择要兴修，“撙节动用”，耗银亦不下630余万两（注：《皇朝政典类纂》，卷四十六，水利九，页十七至十八）。从同治十年到光绪二十五年，清廷投至黄河河工的修防经费暨历次大工、筑堤、浚河及建坝等费用，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5，225万两，抛却1895年以后的修防及堵口用银，共约4 ，501万两，年均180余万两（注：参见拙文：《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清史研究》1995年第四期。按：原文表二所列山东侯家林及贾庄堵口工程的时间校印有误，应分别改为同治十年至十一年、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元年，特此更正，谨致歉意）。其中用于修防的1 ，884万两，用于堵筑工程的则为2，617万两，仅1887～1889 年河南郑州黄河堵口工程即费银1，096万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廷实权派人物，曾经将黄河北徙看作是老天爷降下来的“使数百年（漕运、河务）积弊扫而空之”的“国家之福”，并主张将从前“办河办漕之财力精力”转移到日渐繁兴的洋务之上，以求“为中华延数百年之命脉”，至于黄河为害，在他看来，不过偏于山东一省，“但得地方官补偏救弊，设法维持，尚不至为大患”。（注：参见拙文：《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清史研究》1995年第四期。按：原文表二所列山东侯家林及贾庄堵口工程的时间校印有误，应分别改为同治十年至十一年、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元年，特此更正，谨致歉意。）可是谁能料到老天爷又是如此的喜怒无常呢？仅将上文有关“丁戊奇荒”和郑州黄河决口招致的各种减收增支的款项算在一起，就已经多达 51 ，450，858两白银，约相当于洋务企业中官方拨款总额的80％，这大约是李鸿章所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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