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赋而外，厘金、常关税、盐税等商业税的征收，也因灾害频频受累甚巨。如光绪三年以前，陕西省厘金征收数额平均约30万两，此后由于人口大量逃荒或死亡，商业极度萧条，厘金收入随之急剧下降，一直到光绪九年才有所恢复。收入最低的光绪四年，只相当于灾前最高额的58％。与此同时，山西省的厘金收入亦呈现同样的变动趋势，其中光绪四年比光绪二年减少了54.9％。（注：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466页。）天津钞关的常税，此数年间则因“直晋豫频遭荒款，货物滞销，收数较往届几减三分之二”（注：《光绪朝东华录》，总第920页）。而且此次旱荒期间，一则“粮价昂贵， 民间粒米难谋，奚遑顾及淡食？”（注：《曾忠襄公奏议》，卷七，页二十，陈豫引滞销暂停加引疏，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二则各地亢旱异常，“各河水源枯竭，盐船挽运甚艰，即改道陆运，而程途绕折，车脚浩繁，较河运增费数倍”；三则“引岸到处亢旱，硝盐遍地，贫民私煎私贩，人皆贪贱食私”（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四，页五，芦盐缓征正课折，光绪三年九月十九日。），致使直隶长芦盐和山西河东盐的销路大减，盐引积压愈趋严重，至光绪四年，长芦盐在直、豫两地实销的盐引已下降到不足原额的1／4（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四，页五，芦纲停引展限折，光绪五年正月二十一日）。何况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盐场地处河海之滨，因而除了旱灾之外，还极易遭受洪水及风暴潮灾害直接的打击。位于黄河尾闾的山东利津永阜盐场的命运即颇为典型。该盐场原有滩池480副，年产量亦居该省各盐场之冠，但是咸丰以来因海潮大作以及改道而来的黄河屡次决口，盐滩淹没殆尽，至光绪二十一年仅有60副幸存（注：《利津县续志》（民国二十四年），卷一，舆地图第一，物产，页四十）。加上连年黄水为灾，地方凋敝，该省盐务，无论票地引地，“销路均极减色，所有额引，每年减领十万”，可即便如此，盐商仍“苦累异常”，以至山东巡抚张曜不得已于光绪十五年向清廷奏请，将14万余张额票再减二成，“五年后查看情形，再行复额”（注：《光绪朝东华录》，总第2670页）。为了弥补产额及销路减少造成的盐税亏损，清王朝屡屡提高盐斤销价，试图向消费者转嫁负担，结果却无异于饮鸩止渴而适得其反。有意思的是，清王朝用以盐斤加价的原由，绝大多数又都与灾害有关，如河工、赈灾等等（注：《皇朝政典类纂》，卷八十一，盐法十二，页十二，光绪二十五年户部奏盐斤加价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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