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因灾而致的税收变动相比，清王朝为防灾救荒所不得不支付的巨额款项，则从相反的方向进一步加重了财政的困难和危机。

　　在清廷财政会计的岁出之项中，往往并无赈济名目，许多论述亦对此忽略不计。不过，作为国家临时性的特别支出，它不但不是可有可无，相反却“项目繁多，帑费甚巨，诚国家之一大支出也”（注：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430页）。 据李向军先生的估计，清前期每年的赈济支出平均高达2，276，192两， 在乾隆时期约占岁出总额的12％左右（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3页）。嘉道以降，特别是同光年间，清王朝因财政拮据，每每在赈济之时大打折扣，但由于此一时期的灾荒既频且重，故而用来救济的款项仍相当可观。光绪初年，清王朝用于山西、陕西、河南、直隶等华北数省的旱灾赈款（包括善后用款），综括计算，至少也有银19，396，807两，（注：参见何汉威前引书，第四章，表十六、表二十、表二十三、表二十五；《光绪朝东华录》，总第678页。）若计入制钱及赈粮（四省共约2，687，851石）（注：参见何汉威前引书，第四章，表二十、表二十三、表二十五，《光绪朝东华录》，总第678页。），为数更夥。辇毂之下的直隶省，1871～1873 、1879～1889年则因水灾用去赈银4，719，284两（制线、 赈粮及棉衣等项不计）（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页四十七；卷二十六，页十九至二十二；卷三十九，页十八；卷四十二，页五十八；卷五十三，页五至六；卷五十九，页九；卷六十九，页四十一。）；1890至1895年又因大水及海啸等灾，用银700余万两；而顺天府仅1889、 1893两年的赈灾用银，合计即约158万余两，赈粮752，000余石（棉衣、 制钱及义赈除外）（注：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第二册，卷一百二十六，食货志六，台北国防研究出版社1961年版，第1543页；《光绪朝东华录》，总第3417、3418页）。此外如1887年郑州河决，赈需河南用银250万两；1885至1899年山东频年河溢，用银700余万两； 1889 至1898年江苏水灾，用银500余万两（注：《清史稿·食货志六》。 ）；1892～1893年筹办晋北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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