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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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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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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不得其三四”（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清代抄档：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户部尚书宝ｙùｎ＠①等奏；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页四。转引自刘克祥：《太平天国后清政府的财政“整顿”和搜刮政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1863～1873年间虽有所回升，但每年短缺数额亦在1，100万两左右，约相当于原额的37％（注：参见《户部现钱各案节要》，转引自刘克祥前引文）。捻军起义被镇压后，清王朝原拟在二十余年后将田赋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事实上直到八九十年代，地丁和漕粮每年的短征额大都分别在1，000万两和100 万两上下，各占原额的1／3或2／5（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清代抄档：《厘剔官吏经征钱粮积弊折》。转引自刘克祥《十九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清政府的减赋和清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七），第294，350页）。战后田赋征收如此长期徘徊不能复额，其原因首先自然是战争的破坏及其影响：一是使人口损失惨重，土地大量荒芜，以致钱粮无着；二是打乱了田赋征收制度，造成田赋普遍的隐匿、转嫁、逋欠和贪污中饱；三是战后清王朝通过垦荒升科和田赋搜刮（如加征、浮收和差徭摊派）强化剥削，加剧了农民的贫困破产，激起农民普遍而激烈的抗粮斗争，结果反而降低了田赋征收额。（注：参见刘克祥前引文。）不过，如果单纯地从战争破坏和强化剥削的角度来解释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冲击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前此极度恶化的人地关系和生产关系，客观上为战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某些有利的条件（注：参见［美］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273页）。清王朝战时从长江下游地区即已开始，战后继续推行并于80年代扩大至山西、新疆、台湾、广东、顺天、直隶等省区的大规模丈田清赋活动，也不尽是竭泽而渔的经济搜刮，至少在战后初期的长江下游各省和70年代末叶大旱奇荒之后的华北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减轻了农民的实际负担的（注：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96页；拙文：《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与善后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而且在许多地区也起到了整顿赋税制度、抑制贪污隐匿、扩大升科地亩从而增加田赋总额的作用，如山西解州，经清丈后，“钱粮年清年款”，“一无累粮，且无荒地”（注：《光绪朝东华录》，总第1395页。）；台湾1885年清赋后，全省田赋额从原来的18万两，提高到67万余两，增长了2.7 倍（注：《光绪朝东华录》，总第2761页，光绪十六年七月辛未刘铭传奏；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七，页六，《台亩清丈将竣拟仿同安下沙定赋折》。）；新疆地粮在1877～1880年清丈后，亦增加一倍左右（注：《光绪朝东华录》，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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