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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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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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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惯，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每年各省均几乎无所例外地采取如此协调一致的行动，亦同样令人费解。如果地方官在履任期间一味地谎报灾情，无异于自供吏治有阙，从地方官自身利益来考虑，未必有什么好处。况且，既然有谎报灾情的，同样也有隐匿灾情的，而且同样屡见不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抵销谎报造成的误差。即使上述奏报有太多的水分而令人难以置信，但从同一地主同一块土地历年租额的变动中所反映的变化趋势应该是最为可靠的了，因为正如赵冈、吴慧等学者所指出的，“地主记录的收租量，是对内的帐目，即不会以多报少，也不会以少报多，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恰恰是现存各地区诸多租册所反映的亩产变动趋势与前者差不多一致，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进而言之，单纯地用战争来解释19世纪中后期粮食单产下降现象，也有许多未尽人意之处。从前面提及的清代中国农作物收成序列变化曲线及其相关分析来看，无论是华北地区、江淮流域，还是华南地区，无论是夏收，还是秋收，都在1810年附近出现恶化的迹象，也都在19世纪中叶附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向下跃变的阶段。而1851年以前社会的不稳定还没有波及到全国的农业生产领域，1851年以后农民运动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南部地区，华北、西北许多地区甚至直到太平天国盛期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华南地区晚至1880年左右才跌至最低谷，而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早在70年代初即以平息，很显然，中国农业收成的好坏和社会秩序的动与乱，不仅在时间上不同步，在地域变动上也很不一致。可以说，农民大起义与其说造成了农业收成的急剧下降，莫如说是加速了这一下降的过程更为恰当。导致近代以来农田生产力明显减退的最基本的真正长期性因素，应是清中叶以来中国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以及稍后发生的大范围气候变冷趋势。参见吴承明前引文；［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第13～17页；赵冈、吴慧等：《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拙文：《近代中国粮食生产与气候波动》， 《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期）。据笔者的统计，从1861到1895年， 全国受灾州县的比例年均达31％，而根据清廷的惯例，其中绝大部分的新旧钱漕都要蠲免或缓征，虽然这并不等于说每年田赋的实征额要短少同样的比例，但数额之大，应可从中窥见一二。仅在1876至1878年的3年间，清廷因华北山西、陕西、河南、直隶以及其他各省的大饥荒而豁免的田赋，据马士的估计，即高达1，800余万两，“这已经超过朝廷国库一年收入的五分之一”（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42～343页。另据光绪《山西通志》（卷八十三，荒政记）及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二八，荒政二）载，晋、陕因灾蠲免银分别为440和300余万两）。一般年景，各省因灾缓征的钱粮亦不在少数，如安徽省1892年“勘不成灾缓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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