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工业化的资本投入不外乎官方拨款和民间投资两种途径。按照许涤新、吴承明先生的统计估算，1861至1894年间，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中有数据可查的，包括由洋务派经营的19个较大的军事工业、27个官办官督商办民用企业暨170个民办企业在内，其投资总额约为80，448，311两。其中官款又是最主要的来源， 共约64，865，442两，占总数的4／5强（注：参见许涤新、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342页，第380、381页，第437页，第452页。其中洋务派军事工业的经费额为50，319，037两、民用企业经费额29，637，880银元，折合库平银21，339，274两；民办企业经费额879万两。洋务派民用企业经费中，属官办企业的共14，874，384银元，折合库平银10，709，557两；官督商办企业中亦有大量的官方垫借款，至少有3，836，848两。 此二者再加上军企经费即为洋务时期官方的投资总额）。这些都是清王朝通过财政拨款向近代工业进行的直接投资（如军事工业或官办民用企业）或间接投资（即以垫借款的形式拨给官督商办企业），其途径或由户部直接拨款，或由地方从藩库、道库、运库中调拨，或由海关、税关、厘局奉命调拨等；其款项来源亦多种多样，有常关税、洋关税、厘金等商税，有各种捐款、罚款、借款等，此外还有军费，至于国家拨款的来源则包括田赋、盐税、商税、捐输等各个方面。这实际上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将地租、田赋和商业利润转化为工业资本，因而是典型的资本原始积累。
有的论者认为，只有象海关洋税（包括进出口税、内地子口税、船钞、鸦片税）等新式财源、近代赋税，因其大部分是通过殖民地型的不等价对外贸易从中国的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身上榨取而来的，故而其投入近代企业便带有资本原始积累性质，而洋务派军事企业的内部生产关系之所以具有资本主义的经济性质，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其经费总额中海关洋税占有85％以上，至于象户部拨款、地方拨款、军费等包含的田赋、丁赋、盐斤和各项杂课、常关税等，都是来自对农民剩余劳动和对消费者双方的剥削，大部分是封建地租的转化形态，是纯封建性的收入，因而不具备“货币变为资本”的可能，“不具有资本积累（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注：许涤新、吴承明前引书，第374、375页）。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笔者以为判断某种资金是否属于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标准应是资金的流向而不是资金的来源，只要这种资金（不包括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用于雇工生产的近代企业，就必然具备原始资本积累的性质。如果充当原始积累的资本必须具备所谓的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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