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洋教斗争的群众有一定的理解和同情，并积极谋求通过外交斗争抵制教会的侵略行为；不过洋务派反对教会侵略而不反对教会本身，主张“非攻教”，在处理教案中则执行“悉遵和约”，“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办理”的总方针，在局部范围内防止事态扩大、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洋务运动的进行以及抵制外国教会侵略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平行发展的，二者不可能毫不相干，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二者的评价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文化教育领域，向来褒多于贬，因为引进西方科学知识、派遣留学、兴办新式学堂，不论怎么说都不能完全说成是坏事。近年来，根据事实材料，对洋务派兴办教育事业只是为了培养洋奴买办而没能造就杰出人才的指责，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对洋务运动及其文化教育事业在社会价值观念、生活习俗、社会信仰乃至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其中，叶晓青的《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是这方面较早的拓荒之作。
洋务运动的研究带动了对洋务派代表人物以及清朝政局的研究。杨国强的《曾国藩简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以其深刻、透辟的辩证分析令人折服。继《左宗棠研究论文集》（1986年，湖南）之后，又出版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1989年，安徽）。董守义的《恭亲王奕䜣大传》（1989年，辽宁）、曾永玲的《郭嵩焘大传》（1989年，辽宁）、宝成关的《奕䜣慈禧政争记》（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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