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吉林）都列有“洋务思想”或“洋务思潮”专章。不过，论述中关于洋务思想和早期维新思想仍有许多纠缠不清的地方，表明还需要进一步的梳理。
外交，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难题。长期以来，“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和“丧权辱国”的外交活动是把洋务派钉在“反动卖国”耻辱柱上的铁钉。“鬼子六”（奕䜣）、“丁鬼奴”（丁日昌）、“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洋务派几乎就是洋奴的同义语。章鸣九等知难而上，对洋务派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活动进行了可喜的新探索。在《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天津社会科学》1937年第4期。)等文中，具体分析了洋务派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主和”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根据；对“通商之局”和敌强我弱的认识，“按约理论”、“据理而争”和争取和平环境以“自强”的设想，认为“应该说是富有理性的”。章鸣九还以中法战争为例，具体分析了当时洋务派官僚基本主和（李鸿章、曾国藩）、基本主战（张之洞、左宗棠、张树声、刘铭传、彭玉麟）、备战求和（曾纪泽）的三种不同态度，指出不同态度是由于对形势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及对和的时机、条件存在不同的意见，并非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服务于洋务运动总纲领的洋务派外交路线和外交活动，其功过得失，还是需要花费大力气的课题。
教案，是洋务运动期间涉及内政、外交的大事，洋务运动研究中很少涉及。一般认为，洋务派在教案中站在外国教会一边，“抑民奉外”，残酷镇压反洋教斗争，是卖国贼和刽子手。赵春晨的《晚清洋务派与教案》(《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对此提出异议。通过具体的研究，他认为洋务派并非不反对教会侵略，而是对教会充当西方国侵华工具的恶劣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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