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戏剧性的是，姜铎等的申述，是否得到“商榷”者们的谅解不得而知，却引来了他意想不到的新的责难。责难并不在于他对洋务运动肯定太多，恰恰相反，而是肯定太少。原来，创巨痛深的“文革”引起了人们对以往的反思，改革开放的现实又启迪着人们对过去的历史结论作重新思考。那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抽象地乃至不考虑经济后果的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理论公式化、绝对化的作法，已经遭到指责。全盘否定洋务运动的理论前提——人民和统治者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的“模式”正面临挑战。
1980年第1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作者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以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的线索，以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斗争作为反映这个线索的标志，提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后来被概括为“四个阶梯论”，以区别于按两条路线斗争的“三次高潮论”）。随后，作者和胡滨合作，就洋务运动的性质、洋务派的构成以及洋务思想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洋务运动作出了基本肯定的评价。
1980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又发表了徐泰来的《也评洋务运动》，表示不能同意姜铎基本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文章对《重评洋务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批驳，结论是；“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它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它与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实际上是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这种发展的斗争。它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矛盾，也反映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正走向没落、垂死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
于是，争论进入了新的层次，已经不是全盘否定和些微肯定之争，也不是在否定的前提下是否应有所肯定及肯定多少之争，而是基本否定和基本肯定之争。1979、1980年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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