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四川）。这些个案的具体研究为解决问题提洪了坚实的基础。最重要的问题是洋务企业的性质。原先，这些企业被认为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害无利”(牟安世：《洋务运动》。)。后来，有人提出，这些企业属于“早期官僚资本”，而“早期官僚资本”是具有进步性的(林增平：《洋务派一早期官僚资产阶级》。《湖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经过对大批企业的考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认识：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洋务运动时期，不存在具有垄断特征的官僚资本主义，相对于外国资本而言，这些企业都属于民族资本，是民族资本中的国家资本（有别于私人资本）。自然，见仁见智，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张国辉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1979年）和李时岳、胡滨合著的《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1988年），分别代表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
思想方面，本属空白，过去常以一味骂倒了事。10年来，除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进行历史的分析，指出它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外，还对洋务派代表人物如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的洋务思想进行了个体的研究。特别重要的是：通过对洋务思想和所谓早期维新思想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的观点，把从冯桂芬到郑观应的一批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家从洋务派的对立面化为洋务派的同路人，从而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格局，并由此产生了“洋务思潮”的新概念。洋务思想开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最近出版的两种专著刘兴华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略》（1990年，黑龙江）和宝成关等的《中国近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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