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翼升“少业铁工，又设肆鬻炮竹，岁荒不能自给”[9](p325)，大概都属于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还有一些营兵出身的将领，如田兴恕、鲍超等人，家境也不富裕，当兵吃粮，一般都是为了谋取最低生活保障。据传，田兴恕少年家贫，“刈草为业”，卖与邻家“官都司者”以谋生。“一日往后，都司家已买草，兴恕沮懊，依门嗟叹。都司女闻之，谓其父曰：‘贫儿待此以餐，盍留之备来日用？’父从其言，兴恕大喜。归途自誓曰：‘妮子解事，苟富贵，当与共之。’后数年，兴恕以军功官贵州提督、钦差大臣，乞假归省。都司女犹未嫁，竟媒娶之。”[14]其最初家境之贫困无助，概可想见。
骨干成员中的文幕人员也有家境较为贫寒者。在曾国藩幕府中主持两江采访忠义局的“拔贡陈艾，甘贫最久，日仅食粥一顿及衣被不完者，岁以为常”[15](p2447～2448)。吴汝纶“少贫力学，尝得一鸡卵，易松脂以照读”。[11]（第44册，p13443）
将领中有些人出身商贩，如周达武“少时为私贩”[16]，应属于劳动人民之列。其余如刘腾鸿“少读书，未遇，服贾江湖间”[11]（第39册，p11963），则属一般商人，生活水平大约高于一般农民，但也算不上富商，其社会经济地位仍处于中下层。
在就任文职的将领中，也有家境不太富有者，那就是出身教员家庭的李续宾、李续宜、潘鼎新和长期靠课徒授馆度日的罗泽南。罗泽南“少好学，家贫，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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