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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历史定位论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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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7: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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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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