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山东教门》序言赞成结合中国和世界宗教的复杂情况，把“宗教”定义为“人与超人间力量的关系”，但没有由此展开。艾兰（Sarah Allan）继承了马伯乐、布迪等汉学家的观点，一直致力阐释结构主义方法对于中国古代思想信仰体系的重要意义，参见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中译本序言，1998年，第3-4页，以及论文《现代中国民间宗教的商代基础》，均见《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27]《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81-682页，中华书局1990年；《山东教门》第291页。

[28] 罗志田分析了1900年朝廷启用中国传统中任何可以尝试的资源包括从异端方面去寻求救亡力量，结果促使异端上升变成正统的复杂文化现象。请参见其论文《社会分野与思想竞争：传教士与义和团的微妙互动关系》，《清史研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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