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表现出来，而且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也会作用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要正确认识这些文化事项，就必须突破将“经世”模式化的倾向。经世的内涵，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关键在于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计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初顾炎武等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经世学风的倡导属于经世的内容，而《总目》与《文钞》强调“有裨于实用”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学术研究也应该属于经世之学。
第三、经世文编研究。在明清经世思潮的研究中，关于经世文编的研究是一个未能得到充分关注的领域。把本朝名公大家的经世文章搜集编辑成一书，作为经世思想的载体，其开创者是晚明陈子龙的《明经世文编》，至晚清，魏源、贺长龄继承经世文编传统，联手编纂《清经世文编》，为晚清经世运动竖起了一面旗帜。但是，对于这一领域，两岸研究均相当薄弱，除了对这两本经世文编大书尚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外，还有两个要点必须关注：一个是对从《明经世文编》到《清经世文编》的中介环节的研究；另一个是对《清经世文编》的十数种续编补编的研究。
作为《明经世文编》到《清经世文编》的中介环节，《切文斋文钞》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陆燿针对当时汉学的琐碎和宋学空疏，搜集清初各家关于时政得失、礼俗盛衰、民生疾苦等方面的著述，分类编排，明显表现出对《明经世文编》的继承，故后来的杨国桢、李钦之等人将《切问斋文钞》称为《皇朝经世文钞》或《经世文钞》。另一方面，陆燿对经世文编体进行了改造，《明经世文编》在结构体例上的最大特点是“文从其人，人从其代”，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排比文章，据年代先后排比人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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