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识见，毕沅虽自言非有心得，然实已不同于流俗之见。毕沅此后之能主持校刊此三书，盖肇基于此。 

    《墨子》一书的校刻，经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八月，讫工于四十八年（1783）十月。在此书序中，毕沅就《墨子》一书的悬疑问题提出己见，其大要有如下几端：一是考证墨翟为六国时人，在七十子后，至周末犹存，而其籍贯为楚鲁阳，非鲁卫之鲁。二是对该书的篇目作了梳理，指出：“《墨子》七十一篇，见汉《艺文志》。隋以来为十五卷，目一卷，见隋《经籍志》。宋亡九篇，为六十一篇，见《中兴馆阁书目》，实六十三篇。后又亡一篇，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讳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亲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应麟、陈振孙等仅见此本。”三是对墨子其人加以认可，认为：“世之讥墨子，以其节葬、非儒说。墨者既以节葬为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翟之言也。”四是对该书的价值作了肯定，认为：“今惟《亲士》、《脩身》及《经上》、《经下》疑翟自著，余篇称子墨子，《耕柱篇》并称子禽子，则是门人小子记录所闻，以是古书，不可忽也。且其《鲁问篇》曰：……是亦通达经权，不可訾议。又其《备城门》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39]故孙星衍评之曰：“弇山先生于此书，悉能引据传注、类书，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声音训故之原，豁然解释，是当与高诱注《吕氏春秋》、司马彪注《庄子》、许君注《淮南子》、张湛注《列子》，并传于世。其视杨倞、卢辩空疏浅略，则倜然过之。时则有仁和卢学士抱经、大兴翁洗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谋同时共为其学，皆折衷于先生。”[40]按孙星衍是时在毕沅幕府参与该书之校刊，而其对《墨子》一书的见解亦已融入是书中，其所评断，当非虚誉。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儒墨并称显学，然自孟子辟杨、墨以来，墨学受到很大冲击[41]。其后虽有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家传其学，但在汉代儒术独尊局面的笼罩下，墨学愈趋于式微。自晋鲁胜《墨辩注》、唐乐台《墨子注》以来，《墨子》一书虽一线若存，但鲜有问津者，直到毕沅始为之整理校刊。唐代大儒韩愈虽欲突破视墨学为异端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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