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清廷用10余年的时间，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编纂了一部《四库全书》。其间，又对《四库全书》收录和存目的书籍编写内容提要和简评，名为《四库全书总目》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卷首，刊载了乾隆帝从三十七年至五十五年有关编纂《四库全书》的一系列上谕，对编书宗旨、书名的确定、提要的撰写、书籍的删毁标准、敏感问题的处理办法等等，都作了明确的指示。乾隆曾经说过：“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披阅厘正。”[1]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代表了清朝官方及乾隆帝的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和评论了多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协作者的著作。《四库全书》为何要收录西方传教士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一共介绍了多少西学著作？又是如何评价这些著作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1）、《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西学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有凡例20则，其中第7则写道：“外国之作，前史罕载。然既归王化，即属外臣，不必分疆绝界，故木增、郑麟趾、徐敬德之属亦随时代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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