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所、各学堂、衙门局所全都动员起来，派人手持签名单到处征求签名，并在各花园、茶馆、酒肆遍贴了传单。湖南通过宣传鼓动，一些有知识、思想开通的女士“亦为震动”，有位女士写了一篇女界国会请愿书，洋洋数千字，不少女士阅后跃跃欲试，准备征求签名，推举自己的代表入都请愿。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也刊布传单，分发各地签名，召集各界人士开会，讲解国会的意义。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提高了国人的民主主义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不仅在知识分子和中等阶层有所体现，在下众中也有所反映。如天津“一般劳力家”亲到请愿同志会签名的，“日必数十起”；[41]广立顺洋货庄年仅18岁的店员王金魁在致请愿同志会要求签名的信中写道：“现观我国政府之腐败专制之酷烈，官场之舞弊交涉之棘手，无一非速亡之现象。惟诸公组织请愿国会，诚为救亡要图。”[42]义昌新洋广货店店员黄辑五、庞尚先等十余人的信写道：“不才等愤民权之不人伸，惧国运之危厄，是以连袂而起，愿附诸大君子之未，争吾辈天赋之权利，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43]陕西省在请愿时出现了捐款的动人场面：“此次陕民气动诚发于中，士众捐集踊跃，姑无论已。乃有弟剃头人捐大钱六百者。南院门说书某捐贴子钱数千，人以贫穷阻止，彼奋然曰：‘我日得钱，岂不令我与国事？’既而有僧人、道人、小学堂学生，皆先后签名输资，各三数百不等。最后有青年妇女桑氏、荀氏揄资，使该翁某送到。又有孀妇某氏，亦使人送资。”[44]由此可见，国会请愿运动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教育了广大的民众，提高了国人的民主觉悟和参政意识。
[1]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第392页、38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国民*请愿之先声》，《盛京时报》19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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