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根据我的认识，清末各派思想家在古今、中西这类问题上彼此之间所站的距离不太远。他们思想上的共同处大于差异性。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用这样四句话来表达自己的认识。第一句：“民族危机”；第二句：“大厦将倾”；第三句：“采补淬砺而新之”；第四句：“采补换置而新之”。我的意思是，在第一、第二两句所说的那个范围内，各派之间认识上都是一致的。在第三、第四两句话上，各派之间的认识有一半相同，一半不同。相同的一半是：各派都认为“必须引进西学”；不同的那一半则是：有些人主张用西学“淬砺”中学，使之“新生”；另外一些人则主张用西学来取代中国旧学，认为中国的一切制度和办法都必须用“西学”或“西法”来取代，也就是说，他们主张用“换置”的办法来使中国获得“新生”。两派的目的相同——为着中国的“新生”；手段相同——“引进西学”。不同之处在于一派主张用“淬砺”的办法——这一派可以叫做“文化民族主义”派；另一派则主张用“换置”的办法——这一派可以叫做“文化激进主义”派。如果只就文化思想论文化思想，只就意见论意见，而暂且不谈*主张、*行动，那么，双方的差别，只在于此。特别要看到，就是公认的“激进派”中，也还保留着许多很不“激进”，甚至被认为是“保守”的东西。

试举一例。我国晚清时期有一份在巴黎出版的刊物叫《新世纪》。这是一份众所周知的“激进主义”刊物。因为，它在*上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在文化上提倡“废除汉字”。说它“激进”，一点也不为过。不过，如果仔细阅读，我们也会在其中发现一些和它所宣传的那种“激进”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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