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主义”主张性质大不相同的东西。比如，废除汉字，这份刊物认为：“汉文为最大多数支那人最笃信的保守之物，故今日救支那之第一要策在废除汉文。”并提出用三种办法来“废除”：一、选用任何一种欧洲流行的语言，如英、德、法语来代替中文；二、用世界语来代替中文；三、用罗马字注音来改造或取代中文。他们认为这样做了之后，“对于支那人进化之助力，定能速增”[1]。但是，就在他们谈到怎样废除汉文的具体行动时，却流露出十分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认为：废汉行动的“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绝不能被外国人夺去。因为当时世界文化竞争的局面十分激烈，中国人要早点动手，尽早废除，如果动手晚了，汉字在世界文化的竞争中已经被人挤垮，淘汰出局，到那时，文化上生杀予夺的大权已经被外人夺去，中国人就无法控制局面了。一位署名“木”的先生在《新世纪》上撰文这样写道：汉文既“无生存之能力，与其为他邦文字所压倒，不如由吾人自择一种良善之公语以代之”。他特别强调，“新语”的传播，“仍宜由吾人发展，不可专任外人”。如果“任之外人，则人为主动；发之由我，则我为主动——而人为相助，主奴之界，不可不争也”[2]。作者在这里强调“主奴之界”的区别，很值得注意。它告诉我们，即使是主张“世界主义”的先生们，也不能完全抛弃他们“民族主义”的老根。
这个例子说明，“激进”中有“保守”成分；“保守”中有“激进”因素，“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之间也常常是交叉互见的。看来，只有这样分析，才能做到比较符合实际，也才能切中问题的要害。当然，这里不是作理论判断，只不过是作事例分析而已，然而，却已经使我们看到，如果不多下几番“循名责实”的功夫，那么，要想在所研究的问题上有所进展，大概是很困难的。
(后按：目前欧洲各国*生活中的变动给我们带来十分有趣的消息，一些在历史上素有“保守”之称的*派别渐渐变得“激进”，而那些曾被普遍认为“激进”的*派别则又变得渐渐“保守”起来。这种新现象、新消息难道不使我们更加感到对“保守”、“激进”这一类概念非下“循名责实“的工夫不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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