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满保、福建抚巡黄国材就禁教问题联合用满文上奏。他们的奏折是这样写的：

“为奏闻禁止愚民加入天主教，伏乞圣主明鉴事。

福宁州之福安县乃山中小县，靠近大海，据闻有二名西洋人在彼传教。遂即核查得，入天主教之监生、生员有十余人，城乡男女入此教者数百人，城内大乡建男女天主堂十五处。二名西洋人隐居生员家中，不为人见，不惧知县*。旦为诵经礼拜之日，便聚数百之众传教，男女混杂一处，习俗甚恶。故臣等即交付文武官员查出二名西洋人，照例解往广东之澳门，十五处天主堂或改为书院，或为义学之所，或者各为民祠堂所，依靠该十数名生员监生，晓谕入教愚昧男女，改信邪教，若再有行西洋教者，则将该十数名监生、生员全部黜免治罪，张贴告示严加禁止。查得西洋人在各省大府县内俱建天主堂居住，该西洋人留在京城尚可编制黄历，（治病及制造东西）（用于杂事）。今其恣意于各省之大府县内建天主堂或大房宅所居住，不仅于地方百姓无益，且颇颇传教，蛊惑于人，经年已久，（招至地方之患亦未可料）。（于地方丝毫无益）。伏乞皇上明鉴。西洋人除常住京城外，外省不准西洋人私自居住，或俱送京城或遣返广东澳门。各省所设天主堂皆予改用，不得再建。此乃关系地方人心之事，臣等谨具奏陈，应否之处，伏乞皇上明裁。为此叩奏。”[19]

这篇奏折汇报了福建的禁教情况，提出了在各省禁教的具体措施，引起了雍正的高度重视。雍正在折上朱笔批示：“卿此奏甚是，多为可嘉，著遵照办理。如此缮本具奏。”[20] 由此可见，雍正不仅赞赏、支持福建的禁教行动，而且要把福建的方法推广到全国，因此他要满保“缮本具奏”。

满保的奏折要求驱逐各省传教士，将各地教堂改作他用，这与康熙晚期福建巡抚张伯行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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