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织造曹寅的奏折上朱批：“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16] 雍正曾对大学士等谕道：“凡督抚大吏任封疆之寄，其所陈奏皆有关国计民生，故于本章之外准用奏折。以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此皆机密紧要之事，不可轻泄。”[17] 由此可见，雍正清楚地认识到，督抚所陈奏的政事，由于受题本程式和保密不严的限制，很难详尽，皇帝因此无法彻底了解臣僚的隐衷和下情。而皇帝的谕令也由于同样的原因难以尽述，使臣下对皇帝意图的了解受到限制。这既不利于皇上的决策，也不利于臣下有效地执行皇上旨令。因此雍正采用奏折这种公文，使臣僚和皇帝双方亮明观点，秘密磋商，然后定策施行。雍正严行禁教的措施就是这样出台的。
从新近出版的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来看，最早提出严行禁教问题的是礼科给事中法敏，时间是雍正元年二月初十。奏折的内容如下：
“礼科掌印给事中奴才法敏谨奏：为敬陈愚见事。……入天主教者宜当严禁。查忠君王，孝父母，兄弟亲善，夫妻和睦，文人求学，农夫勤作，此乃盛世教化，天下向随者也。兹西洋人设天主教，编书欺惑京城外省愚民，凡入其教者给以衣服盘缠，借放银两，故近年来，无知男妇为有所得而入其教者甚众。或有富殷显赫之人亦入教论讲，蛊惑人心。凡入此教，即将父母兄弟妻小抛诸于外，唯尊奉天主。更有甚者，刻印天主教标志发给入教者张贴门上，诚属大逆不道。窃惟，非亲非故，无缘无故拿银给人，笼终人心，必有何意。若不严禁，必会蔓延。现皇历编修处即需此人，仍准留用，除其承差做饭人外，其余凡满洲蒙古汉军汉人，乃至包衣奴才皆当严禁出入。京城西洋人住地当派官兵把守，外省则交付地方文武之员亦予严禁。倘有违禁者，即予重惩。如此则人心可正，且入邪教者自会离去。……谨具密奏，伏乞睿鉴。奴才法敏亲书。”[18]
法敏的奏折虽然提出了严行禁教的问题，但对于具体的行动措施考虑得不够周密，尤其是对地方各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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