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兵部议复广东碣石总兵官陈昂疏言，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敕早为禁绝，毋使滋漫。查康熙八年会议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其直隶各省立堂入教，著严行晓谕禁止。但年久法弛，应令八旗直隶各省，并奉天等处，再行严禁。”康熙批示：“从之。”[12]  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闽籍官员陈昂的奏疏，导致了清廷作出禁教的决定。在耶稣会士看来，这是由于陈昂“蓄意加害”。[13]  然而，认真阅读陈昂的奏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一个生长在福建，游历过海外，肩负海疆重任的清朝官员，面对邻国的风云变幻，和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他强烈地感受到西力东渐的潮水的汹涌，和天主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清朝统治的冲击。他之所以强烈要求禁教，与其说是他个人“蓄意加害”，不如说是他“因职责所系”[14]。 他代表了清朝官绅的意愿，要防止天主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对地方统治秩序的损害，维护清朝的统治。

由此可见，从明到清，福建一直是中西文化的撞击点和交汇处。它是“辟邪”运动的中心之一，又是礼仪之争的爆发地。它与康熙帝禁教政策的确立息息相关，又是雍正朝严行禁教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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