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朱批文字不多，但对礼仪之争的三项主要内容都作了答复，简明扼要，铿锵有力，表明了他维护中国礼仪的坚定立场。耶稣会士收到之后，立即派人送往罗马。

罗马教皇无视康熙帝的看法，于１７０４年１１月做出了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派遣多罗主教为特使，出使中国，解决礼仪之争。

教皇的蛮横干涉，引起了康熙帝的震怒。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年）康熙下令：凡在华传教士均须领取清廷的信票，声明永不返回欧洲，遵守利玛窦的规矩，顺从中国礼仪，方可留居中国。否则，“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6]

福建地区爆发的礼仪之争，不仅导致了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的严重冲突，而且导致了福建官员强烈要求禁教。

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福建巡抚张伯行起草了《拟请废天主教堂疏》，明确指出：“西洋之人，历法固属精妙，朝廷资以治历，设官京师，待以优礼，于理允宜。不谓各省建立天主教堂甚盛，边海地方，如浙江、广东、福建尤多。臣莅任以来，细查确访，见其徒日广，诚有未安者，敢竭其愚为皇上陈之。凡人之生由乎父母，本乎祖宗，而其原皆出于天，未闻舍父母祖宗而别求所为天者，亦未闻天之别有所谓主者。今一入其教，则一切父母祖宗概置不祀，且驾其说于天之上曰天主，是悖天而灭伦也。尧舜禹汤文武列圣，相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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