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会议未能真正平息耶稣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其他传教会的入华又使礼仪之争风波再起。为了打破由葡萄牙派遣的耶稣会士对在华传教事业的垄断，罗马教廷允许其他修会进入中国。1632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高支入闽开教。第二年，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利安当和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也来到福建传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是欧洲的老修会，在欧洲、非洲、南美洲已经有了传教的传统策略，那就是直接传播福音，传教的重点是平民百姓。这两会的会士入华之后，对耶稣会的“适应”策略不满，断定中国的传统礼仪具有迷信色彩，必须禁止。

为了削弱葡萄牙、西班牙在海外的势力，法国加入了争夺海外传教势力的行列。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相继入华。错综复杂的多国、多会关系，使礼仪之争更加激烈。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担任福建代牧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阎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祭孔；禁止以“天”和“上帝”称呼Deus，只可使用“天主”一词；各教堂内悬挂的“敬天”匾额有偶像崇拜之嫌，必须全部摘除。随后，他又派遣教士赴罗马，上书教廷请求认可这一命令。礼仪之争由此进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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