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而其道大著，自京师以至于郡县，立庙奉祀，数千年来备极尊荣之典。今一入其教则灭亲，视孔子而不拜，是悖天而慢圣也。且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天主教不祀父母祖宗；皇上行释奠之礼，而天主教不敬先圣先师，恃其金钱之多，煽惑招诱，每入其教者绅士平民分银若干，各以次降，臣愚以为渐不可长。且入教之人，男女无别，混然杂处，有伤风化。闽省地方，如福州、泉州、兴化、漳州、福宁州等沿海各郡县布置尤多。每教堂俱系西洋人分主，焚香开讲，收徒聚众，日增月益，不可禁止，诚恐其意有不可测。臣以菲才谬膺，皇上特达之知，授以严疆重任，夙夜祗慎，惟恐无以上报，主知此事，尤臣在闽所目睹而不得不言者。故敢竭尽愚诚，伏望皇上，特降明诏，各省西洋人氏，俱令回归本籍，其余教徒，尽行逐散，将天主堂改作义学，为诸生肄业之所，以厚风俗，以防意外。”[7]
这份奏稿并未呈上，未对康熙产生影响。但它反映了福建官绅的排教思想，说明了福建地区作为礼仪之争的爆发地，中西文化的冲突十分激烈。
闽省官员强烈反教，闽籍官员也是如此。其代表人物就是陈昂。他是“泉州人，世居高浦。国初迁滨海居民徙灌口，父兄相继没。以母寡艰生计，遂废书贾海上，屡濒死。往来东西洋，尽识其风潮土俗、地形险易。”[8] 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身为广东碣石镇总兵的他，就沿海地区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启奏皇上，其中之一就是禁止天主教的传播。
据耶稣会士书简记载：“广东省一位总兵趁机上书皇帝，疯狂攻击与中国通商的欧洲人及我们的宗教活动。”[9] 他在奏章中说：“臣自幼涉足商务，曾远渡重洋，游历日本、暹罗、交趾、东京、巴达维亚、马尼拉等地。”[10] “知道欧洲人生性野蛮，以宗教为旗号试图控制日本；也知道他们确实夺取了马尼拉，在广州及其他各地兴建了许多教堂，把无数人笼络到了他们一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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