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所未见,显然是编写者调查综合所得;再如《库车直隶州乡土志 》、《温宿县乡土志》载有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间当地对俄、英的皮毛、布匹、毡子贸易的数额,显然也是对当地官、商档案调查整理的结果。因此,可以视这次编写工作是对当地历史和现状的一次普查。
个人游历性考察,有清一代不乏其人,他们或奉命赴任、或被谪戍边疆,结合所见所闻 ,抒发治新政见,留下了大量著述。本世纪头十年间有1906年赴疆的方希孟《西征续录 》(郑树荣抄本)、1907年赴疆的裴景福《河海昆仑录》4卷(河海昆仑客署本)、1910年赴疆的袁大化《抚新记程》(新疆官报印书局,宣统三年刊本)、1910年赴疆 的温世霖《昆仑旅行日记》(1941年铅印本)等。辛亥革命后有两次游历性考察值得一提。一是1915年冬林競历时9个月的新疆考察,另一是1916年谢彬历时14个月 的新疆考察。两次考察均是经星星峡进入新疆,考察路线大体相同,先后考察了哈密、吐鲁番、迪化、绥来、乌苏、伊犁、库车、阿克苏、巴楚、喀什、莎车、和阗、于阗、且末、若羌、焉耆、承化寺、塔尔巴哈台等地,经俄国斜米巴于金斯克,沿西伯利亚铁路归国。他们二人均为北洋政府所派,考察目的是探求治新之策。林競在其考察报告《新疆纪略》中提出治理新疆二策在于“欲图新疆者,必自銕道路”,“交通一便,莫重于移民”,并断言“执此二端,能举则存,不举则亡,其著效固不待五年也”[3]。而谢彬提出的治新意见,在其题为《开发新疆计划书》[4]中作了阐述。他以屯田实边的传统治边政策为出发点,提出设县 、分省两大动议,将整个新疆分为山北、山南二省,以“西二省”与“东三省”并称。进而提出只有开发新疆,发展经济,才能抵御英、俄、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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