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品80余箱，于1930年秋途经西伯利亚返回北京[11]。当时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陈大齐教授称誉：“黄先生此行前后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困苦，成功而归 ，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 ”[12]。之后，1933年黄文弼以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身份进行第二次新疆考察，重点考察罗布泊地区。第 三次到新疆考察是1943年。此行是黄文弼受西北大学委托，重点考察新疆的教育、文化及古迹文物。《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专著，即是各次考察成果的汇集。
个人游历性考察并留下见闻录的在30至40年代也不乏其人，诸如吴蔼宸《新疆纪游 》（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纪滢《新疆鸟瞰》（建中出版社，1943年），萨空了《由香港到新疆》（新华出版社，1985年）等。其中黄慕松《新疆概述》和冯有真《 新疆视察记》中的*色彩更显浓厚。30年代，民国政府力图控制新疆政局，与地方军阀 盛世才明争暗斗。1933年６月黄慕松和9月罗文干先后代表民国政府入新，均肩负加强 对新疆控制的*使命。他们*使命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虽非本文论述范围，但黄慕松 的新疆考察报告《新疆概述》和随罗文干入新的冯有真所撰《新疆视察记》为人们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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