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期，史学界热衷于民国学者的研究，所谓是“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现”，研究者也曾将关注的焦点放到过民国学者与西北史地研究，对于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等与西北史地学的论题，或作为专题论文来集中研讨，或置于学术论著的重要组成作一般把握。但对于晚清西北边疆史地学者关注甚少，间或有人将何秋涛[22]或洪钧[23]作一探讨。1995年， 研究者宝日吉根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祁韵士所撰《藩部要略》一书的稿本，他曾陆续发文《清朝〈藩部要略〉稿本探究》[24]、《蒙古王公表传纂修考》[25]、《〈蒙古王公表传〉纂修再考──第一部〈表传〉由何种文字写成》[26]等，从版本学的角度出发，为进一步研究祁韵士作了材料的准备。一直到了近两年，在八十年代的个案研究中研究相对薄弱的徐松，才开始被旧话重提，冯锡时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2期上有文《徐松〈西域水道记〉辨误》，指出《西域水道记》中在回教与回历、蒙元历史、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黄河源、有关俄罗斯等方面记述存在失误，文章具有匡正史实的作用。而郭书兰的《晚清地学巨子徐松》[27]， 也对徐松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八十年代后期始对晚清西北史地学的研究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对个案研究的超越与对其仅作学术现象的超越。
不过从八十年后期开始，陆续有一些研究者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开始有所突破，试图寻求先前零星分散的个案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样将晚清史地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现象来把握的文章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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