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以后,清朝政府保卫边疆、保卫西藏的力量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王文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我国在西藏地方拥有主权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清和民国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制度的发展,正是这种主权的无可争辩的说明。黄文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帝国主义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
从资料书方面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的《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锡良是清末满族中的著名大吏,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做过山西、河南巡抚,热河都统,四川、云南、贵州、东三省总督,所以在他的遗稿中,有许多涉及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的重要史料。例如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对东三省加紧侵略的政策,美帝国主义打算插足东三省的实况,在遗集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起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是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严谨求实刻苦钻研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指导人们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普及。史学工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一些高水平的中国近代边疆史著述的产生,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此外,学者们选题具体,大量使用中外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对有关文献进行认真鉴别,去伪存真,也保证了研究成果的质量。
不过,当时学术界还没有把中国近代边疆当作一个独立研究的客体而开展研究,这就从总体上影响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深入。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方面讲,当时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始终存在。边疆作为敏感的地区,关系外交、民族等重要问题,因而存在着许多研究禁区,中国近代边疆作为独立的研究客体的*环境还没有形成。从学术方面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科建设有一个形成和完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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