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纽约时报就高度评价徐继畬是东方伽利略，说他是东方卢梭也决非过甚其辞。20世纪中国一位学者型书画家、有浓厚民主底色的无党派人士董寿平先生1995年致信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称：“兹因吾晋忻州地区五台徐继畬先生的学问事业，为世所称，一百年前首先接收宣传西方文化，并着重赞扬华盛顿及美国民主制度，著有《瀛环志略》一书，实为东亚赞扬民主的先驱者。在日本明治维新江户时代，即将徐公著作翻印，从而对日本明治维新传播了影响。我在日本，与该国政界人物谈起，无不赞扬。”
《万国公法》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形成
在厦门对话之后20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惠顿《万国公法》(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Henry Wheaton 1785-1848)出版，在徐继畬引进西方民主价值体系之后，又构筑了民主的话语体系。
咸丰登基，起用对外强硬派，企图改变南京条约确定的中外关系格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又挨了痛打。即使内乱外患，连皇帝都被赶出北京，死于承德，仍是一片颂歌：“咸丰皇爷坐北京，五谷丰登贺太平。风调雨顺民安乐，各国进贡京都城。” 31然而主政的两宫皇太后和辅政的恭亲王的共识则是：“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于是改弦更张，有了同治中兴即自强运动。被称为“洋务内阁”的总理衙门即总署，推出一系列改革政策。
总署急于了解国与国之间的游戏规则，1863年文祥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推荐国际法著作。驻于上海由中国同事协助，翻译美国哈佛大学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字冠西，1827-1916），于是被调到北京。在恭亲王等督导下，此书由陈钦等删改，确定书名，总署资助了500两银，于次年铅印出版。书名页显示：“万国公法，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冬月镌，京都崇实馆存板”。总署大臣董恂和丁氏友人、宁波张斯桂分别作序。从董恂序可知，此书面世于这年腊月即1865年春。可能是铅印本不适合宫廷的阅读和审美，随后又有木刻小字本和聚珍大字本出版。此书白纸聚珍版大字本，开本大方，镌刻刷印尤其精美。
在《万国公法》翻译过程中，总署就将此书作为外交指南并取得效果。1864年俾斯麦正与丹麦开战，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福斯于这年来到中国，发现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他当即命令把它们作为战利品捕获。总署利用领海概念和中普条约的有关条款抗议普鲁士将欧洲争端带到中国来。恭亲王拒绝接见普鲁士新任使节，责怪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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