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布在城镇具有一定购买能力、又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中等阶层中流行起来之后，一般中小商贾、账房、塾师等中层市民也普遍穿用洋布。洋布物美价廉的特点更符合虽小有余资又并不富裕的一般市民的口味。他们穿不起绸缎，便用洋布来代替；市民生活需要更多的社会交往和应酬，洋布的物美价廉正适合于他们的需要和购买能力。他们略有余资便可以在必需之外再多置办一些新衣，以作为替换、年节、访友、见客之用，比整年穿着一件沾满汗污的土布衣服的下层人远为光鲜。一般中下层人家，只要稍有购买能力，也会置办一两件洋布衣以供见客之用。即使是富裕人家，虽外衣仍用绸缎等高档品，但不易磨损的内衣、棉衣里、被面和丧服也多用洋布。到了七八十年代，可以说城镇居民以中等阶层为主、扩及中上层与中下层的广大市民日常服饰中，洋布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用料。在大型通商城市，由于非体力劳动的中等阶层人数聚集较多，洋布衣普及人群更广一些。在内地中小城镇，比较富裕的中等阶层虽人数较少，但也已普遍穿用洋布。洋布衣在中等阶层的普及，使其已成为中等阶层身份的标志性衣着，而与从事体力劳动的下层人有了更明显的阶层身份区分。如80年代初在江西九江的西方人报告说：洋布在当地的销路主要在“一般中层阶级”，“穿英国棉布的人是官吏、商人以及一般的有闲阶级，只有他们在选择服装时能够考虑到外表观瞻”[5]（P1353）。在江苏镇江的西方人也说到当地的相似情形：“绝大部分的穷人和农民不买英国棉布，购买英国棉布的人主要限于富人和中产者以及商人阶层”[5]（P1354）；“职员、读书人、中下阶层的人，还有少数农民，都购买廉价的英国布，而为数众多的一切从事户外劳动的人们，则穿土布，这种土布要比英国布经穿三四倍”[5]（P1149—1150）。广西北海的西方人也看到，在当地“穿洋布的主要是各城镇的商人和富裕阶级，穷苦的城市居民和乡下居民都穿土布”[5]（P1354）。一位在上海的西方人也说：“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任何内地城镇或乡村里观察一群人，其中十分之九是劳动人民，多半是在地里劳动的，就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穿着一些家庭纺织的衣服，而大多数身上穿的完全是土布。还有约十分之一的人穿着洋布褂子，或者用染的（洋）市布作棉袍里子。……我们的洋布可以说还没有深入到中产阶级以下的阶级中。城市居民、商人以及其他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为美观而牺牲经济的人们，是我们最好的主顾。”[5]（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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