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种衣着标志。而以往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从衣着质料的外观上只有上下层之分，上层人穿着绸缎皮毛，下层人则多穿土布；即使是城里人，一般中下层人家也穿不起绸缎皮毛等上等质料的衣物，而只能穿用与农村下层人同样的土布。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或者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等的区别，主要在于衣着式样及是否干净整洁，而不在于衣着质料。现在则由于洋布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城乡相对一体化的传统衣着习俗格局。由于城里人穿洋布衣的普及，使洋布衣成为城里人区别于乡下人的衣着质料。由此，穿洋布的“城里人”，从衣着外观上与穿土布的“乡下人”有了比以往更为普遍和明显的区别标志。从此，人们生活在空间上的城乡之别，以及其内涵的体力与非体力劳动之别，从衣着外观上有了更为清晰的区分标志。穿洋布而不需出力流汗的城里人，与穿土布出力流汗的乡下人和城镇苦力之间，由于洋布而又有了一种外观上的区别。
第二，洋布衣在城镇市民中流行普及，使得在衣着质料上市民中等阶层的界线向上下两面扩大，成为中等阶层的主流衣着，在原来服制礼俗上下等级之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等阶层，从而使服制礼俗上下等级的悬殊差别有所减弱。
洋布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在市民中流行普及。洋布既比土布美观、又比绸缎廉价的特点，在原来传统的上等绸缎皮毛与下等土布的明显上下等级之间加入了一个被广大中等阶层昔遍接受的中等衣料，而且不为舆服礼制和官府法令所制约，成为人人可以穿用的通用衣料。一些虽稍有些购买能力，但仍穿不起上等绸缎皮毛而原来只能穿用土布的中下层市民，特别是那些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小商小贩、账房店伙、塾师医卜等人便改穿洋布，显得比穿土布更时髦体面，也比穿土布的苦力身份有所区别和提高。如1852年一位在华的西方人记述说，在沿海城市，他看到商店里的账房先生和站柜台的店员服装用洋布者已相当普遍，他认为这是由于洋布容易染色而色泽鲜艳，比土布漂亮雅致，所以受到这些人的欢迎[5]（P1350）。洋布流行，在城镇市民中成了时髦物，也成了中下层人们馈赠亲友的时尚礼品。如1860年一位上海文人在日记中记述其偕友人访妓，便带着一块洋布作为赠送妓女的礼物，“馈以西洋退红布一端，（妓女）阿珍喜甚，即宝藏于箧”[9]（P161]。妓女是引领市井洋场衣饰时尚的人群。这个妓女收到这块洋布后，“喜甚”且“宝藏于箧”，可见其对受赠洋布的喜爱，也反映了当时中下层市民以洋布为时髦的风气。
与中下层人流行洋布时髦的同时，一些原来并不太富裕但为着体面而不得不购用少量绸缎皮毛的中上等人家，也在一些家用衣物用料上改用洋布代替原来较贵的衣料，既不失身份，又节省了花费。如19世纪50年代初，一位在华的西方人记述沿海城市中较富有的人家也愿意购买洋布，他们用洋布做成在家内的便服，以节省夏天用的绸缎和绉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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