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记载说，在1834—1849年间，进口棉布每匹价格由4.75元下降到2.40～2，45元[3]（P80）。洋布的这种价格已经与土布差不多。在19世纪50年代末，洋布由于进口过量，形成滞销，价格进一步下降，在天津市场上的售价已经低于土布的三分之一，而在1861年时甚至“仅及土布价钱的一半”[3]（P92）。洋布价格的下降，使得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因而其进口销售量也呈持续增长之势。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英美等国输入中国的纺织品，伴随着中国商埠的增开、商品输入量的增加而持续增长，特别是其中棉织品数量增长更为显著，在总输入物品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仅就19世纪对华主要输入国英国的输入物品来看，据估计，在1842年输入中国的物品中，棉织品居鸦片和棉花之后居于第三位，占8.4％；到1867年上升为居鸦片之后的第二位，占21％；再到1885年，棉织品已经以占35.7％的优势而居英国输入物品的第一位，而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叶[4]（P269）。另有统计，自19世纪60—90年代，欧美诸国进口物品总量及纺织品的输入情况见下表（以关平银两计值）（注：此表据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二册第1058—1059页《进口商品分类表》制作。）：
年代 进口总值 棉织品 毛织品 百分比
1867 6930万 1300万 740万 29％
1873 7410万 1800万 590万 32％
1883 7360万 1680万 390万 28％
1893 15130万 2730万 460万 21％
由此可见，在进口纺织品中，棉织品——即洋布一直是大宗，特别是80年代后增长幅度最大。另外还有一项专门对洋布输入量的统计，1867年是425万匹，1880年增为1316万匹，十三年间增长了三倍。1890年又增为1656万匹[5]（P1368）。虽然这些统计数字未必十分准确，但19世纪下半叶洋布进口逞增加趋势应是一不争的事实。
与洋布输入量的增长相伴而来的，是洋布在中国销售市场和地域的不断扩大。首先是陆续开放通商的商埠成为洋布分销的主要集散地。自19世纪40年代后，先是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东南五口开放通商，60年代以后，天津、镇江、牛庄、汉口、九江、登州、宜昌、芜湖、温州、重庆等各主要交通枢纽城镇也陆续开放通商；至1894年，全国通商城镇已达26个，遍及沿海、沿江及广大内地地区。这些商埠都成了外国商船自由往来、进出口货品集散流通和中外商人来往聚集之地。作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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