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国家的近代化属于“后生型近代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极度发达的形势下，历史已经不允许这些国家自生近代工业文明，而只能通过学习、摄取的手段，实现近代化。而在学习、摄取西方文明之前，必须首先摒弃传统世界观，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科学而客观的估价，形成新的世界观。一切才能顺利地进行。从世界历史上看，非西方国家新的近代世界观的形成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民族常常是经过长期反复的认识，甚至是几代人的探索，才对激变的近代世界形势有了清楚的认识，才接受新的近代世界观，结果在时间上错过了实现近代化的最好时机。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认识世界，形成新的近代世界观是非西方国家摆脱民族危机，实现近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先决条件。
如前所述，早在16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中叶这300余年间， 日本已基本完成了由传统世界观到近代世界观的转变，而中国则仍沉溺在“天朝意象”的泥潭中，直到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洗礼后，才有所顿悟，但已错过了实现近代化的良机，延误了中国早期近代化发展进程。
翻开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饶有趣味而又截然相反的历史现象：如中国人反对西洋人进城，在鸦片战争后的广州和福州，都发生了所谓“反进城斗争”，而明治前期的日本人则呼吁允许西方人来日本内地旅行，并允许洋人与日本人杂居，以促进日本民族的文明开化。〔21〕再如1860年日本在筹组万延遣美使团时，除幕吏外，还有熊本、佐贺、丰后、土佐、仙台等藩的藩士踊跃报名参加，队伍颇为壮观。〔22〕而稍晚出发的晚清出洋，则应者寥寥，士大夫苦于出洋，耻于出洋，与日本出使时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笔者认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