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西力东侵的严酷客观现实面前，绝大多数封建士子的脑海中“华尊夷卑”的幻影并未消失，依旧闭目塞听，坚持“中国中心论”文化世界观，无罪地排斥西方文化。从华夷观念出发，明清士大夫把“英吉利”、“意大利亚”、“佛郎机”等西方国家视为夷狄，列入中华帝国的朝贡系统。在*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远方的夷狄前来朝贡，需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在经济上，中国皇帝“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沉溺于天朝意像的迷梦之中，难以自拔。有些明儒硕学之士还把西学的起源归于中国，借以排斥西学，认为西学既然源于中国，人们自然不必认真学习西学，只要埋头中学，即可得到西学，这严重地阻碍了西学的输入，障碍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使得传统的自尊自大的对外心态开始极度膨胀。
而同时期的日本，伴随着新的世界地理观的确立，传统的“崇夏”文化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学者詹生认为，18世纪70年代是日本民族世界观开始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期。象征这种转变的是1771年杉田玄白等人亲自解剖了处刑犯人的尸体，他们通过解剖证明了荷兰版解剖书的正确性，纠正了中医传统理论的谬误，1774年编译出版了《解体新书》。1775年，杉田玄白著《狂医之言》，书中不仅对中国医学，而且对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象征中国文明尊崇观的崩溃。书中还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17〕在他们的“文化世界观念”里，中国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天朝，崇拜中国的“中国中心论”已被“西洋文明中心观”所代替，这对日本后来放弃锁国，摄取西方文化，实现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知从16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中叶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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