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本则因远离东西大陆，偏居一隅，大海的阻隔和航海技术的低下，使其视野更加狭隘。1565年，登上日本列岛传教的耶稣会士路易斯·弗罗伊斯曾惊讶地发现，“由于日本人古来很少与外国交通，根据其地理学和数学将世界分成三部分，即日本、支那以及印度。”〔5 〕信奉“三国世界观”，对于此外的世界则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

可见，16世纪以前，中日两国的世界地理知识都十分贫乏，从本质上看，这是农业社会封闭落后的必然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为落后，但是，在“地理大发现”后，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世界各区域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时代的剧变，要求每一个东方民族要想摆脱民族危机，必须迅速摒弃传统的“自我中心”的地理世界观，形成科学实证的新的地理世界观，以便于认识世界，向西方学习，迎接西方文明的挑战。

（2）在文化世界观方面， 与“中国中心”地理观念形影相伴的是“华尊夷卑”说。中国幅员广大，民族复杂，文化水准参差不齐。早在统一朝代形成之前，在中原黄河流域即形成了早期华夏文化。这一文化高居于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而周边诸族、诸国则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使中国古代先民们很早便萌发了华夷思想，认为其他周边民族是落后野蛮的民族，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华夷体制内，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通过朝贡制度，夷狄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有教化恩典蛮夷的义务。这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是维护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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