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则与中国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在日本，世界地理知识没有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而是渗透到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并为其所掌握。据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研究：无论是织田信长，还是德川家康，都是日本新世界地图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毫无疑问都应是新世界地理知识的拥有者。据幕府记录记载，家康在庆长十六年（1611年），曾看着地图屏风，与近臣畅谈世界大势，表现出极高的认识世界的热情。日本统治阶级热衷世界地理知识，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它可以将此近代观念直接影响作用于*中枢并进而影响*决策；另一方面，它敢避免了一些无谓的争论。根据世界地理知识，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分别制定了“海外扩张”的经略计划，发生了秀吉出兵朝鲜，征服吕宋计划，御朱印船的南洋贸易和日本人进入南洋等事件，“使这一世纪的日本，在国际方面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气氛。”〔15〕而反观此时期的中国。1601年，利玛窦入北京“朝贡”时，虽然已经将万国图交奉明神宗，但并未受到重视，只是将其视为“神器”而已。到清康熙年间，耶稣会士以亚洲地图进奉皇帝，康熙帝颇感兴趣，正式谕令白晋等耶稣会士，历时十年，绘成《皇舆全览图》一张，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用西法绘成的全国地图。图成之后，康熙帝感慨万分，的确，从中外文化交流角度看，此图绘成确为一件大事。但康熙帝没有根据耶稣会士的建白，绘成一幅新的世界地图，借以了望世界，确是一桩历史憾事。

第二，世界地理知识传入，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好奇心，激发了日本人主动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勇气。1582年，日本的大友、有马、大村三侯派遣了少年遣欧使节，对欧洲文明进行了实地考察，视野大开，获取了大量的感性认识。而在中国，类似的出洋考察在250 年后方才出现。少年遣欧使团在欧洲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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