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堤及各项善养之用，有人斥其“骄廉”，他却一笑置之。[34]其平日所余俸禄，亦多用于善举，对其兄弟子侄也未尝为他们输一文以捐官。然而他此重义轻利的特点对其人格而言，则不失为高尚，但从中西文化观的角度而论，却说明他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尽管刘坤一也不乏有言商言利之语，也曾极力提倡发展工商业以求富图强，但他生平却从未见在某一企业入股以分半羹之利。这种思想也就限定了刘坤一至多只能成为开明的封建官僚，不可能成为投身实业的资本家。
此外，刘坤一的近代化思想和实践与许多近代的改革者类似，还有明显的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其后半生致力于近代化事业，无疑是为了抵制列强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反映了坚持权自我操、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也明确把“中体西用”作为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这些本文不予赘述。
概言之，对刘坤一与近代化运动的评价应是功大过，得多于失。其身为清廷的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再加上刘晚年的勋望，甲午之后实为疆臣领袖、诸侯之长，他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与清廷的决策不无影响。虽然他与康、梁等维新派有一定距离，但对变法维新却深表赞同，他痛心疾首咸同以来的洋务失败，认为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兴学练兵以图振作。戊戌政变后，群臣咸默，唯刘挺身力言或瞒天过海，想方设法保护了维新以来的许多成就。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后到20世纪初年得到了初步发展，南洋省份尤其是苏沪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全国之首，又进而推动了全国的近代化进程，这都与刘坤一的极力倡导不无关系。此时西学以更广泛的规模得以传播，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涌现出来，近代化的变革呼声亦越来越高，随着新政的实行，人们的改革目光也变得更为宽阔。在刘坤一逝后，新政进入了官制改革阶段，先进的人们已开始为立宪、共和的目标呼吁甚至浴血奋争，这是刘坤一在倡导新政之时所未曾料到的。
参考文献：
[1]筹办夷务始末：第40卷[M]，同治朝，P11—13。
[2]复朱修伯[A]，刘坤一遗集·函牍[Z]，同治十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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