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洋务，但其观念转变仍极其有限，且不说他视郭嵩焘等“商战”、“议院”之论如惊涛骇浪，就是对李鸿章等洋务官僚低层次的购舰、筑路之议都未能接受，还指责他们要把中国尽变为英为法为美为普。戊戌前后，他的近代化思想及实践有了较长足的进步，但与同时期的维新派相比仍有天涯之别。他提倡西学，但又对西学有较多的保留；赞成变法，又极力反对康、梁的民权学说。他的倡西法、求自强，那仅是30年洋务运动的继续。即使是庚子之后，他与张之洞会奏的《江楚三折》，起大部分内容也都是洋务派或早期维新派所曾提出的。与同时代的先进者相比，刘坤一的近代化思想及实践则显得较为保守而偏旧，其变革的内涵则显得单纯而狭窄，其向西方学习的层次则显得肤浅而近视。
(二)不喜虚糜而重实际，不喜铺张而重节用。刘坤一的幕僚王燮说，节国用而戒虚糜为刘坤一治官一大特点。[29]他初始反对兴办洋务，是由于他认为兵燹之余，应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以固国本而培元气，不可无故自扰。”[30]19世纪70年代的造船购舰之争，他也是以虚糜巨款而反对。对于铁路、电报之缓，他说是目前闾阎兴利除弊之事，尚有急于此者。甲午之后，他回任江南，对张之洞署理江督期间兴举过多、糜款太巨颇为不满。他对苏抚赵舒翘说，“张香帅才自可爱，心亦无他，而用财如泥沙，办事少着落，此其大病也。”[31]江楚会奏之第二折，也首以祟节俭为请。当然，刘之早期反对兴洋务，是为省事图宁、闭关锁国计，实不足取。但其后期是为求自强而戒虚糜，为务实际而反铺张，用有限之财办有益之事，此乃近代化的根本之策。他在《江楚三折》所附的《专筹巨款兴作片》中说得好，“节国用与自强，两义自当并行，不宜偏废。此时应省事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32]此对节用与自强的关系处理是妥当的。
(三)重义而轻利，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这是张之洞对刘坤一所下的评语。刘混迹官场几达四五十年，其官显位高，一生经其手出入款项数千万计，然其并无田产积蓄，死时也不过是中产人家。[33]比之曾氏史弟“老饕”丑名闻天下，李鸿章、盛宣怀谋私图利声名狼藉，实有天涯之别。他把居官廉洁清静、重义轻利奉为教条，在粤督任内，掏私囊而济国急，卸海关篆时所余二十万金，未尝毫文以归己，奏明捐赀十五万以作储养洋务人才之用，雨五万悉以住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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