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规划,集中地反映在他与张之洞会奏的《江楚三折》中。一折提出了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二、三折中涉及教育方面的内容有广派游历、广译东西各类书籍、破格起用人才、多办实业工艺学堂等。这三折成为了清末实行近代化教育改革的总纲,自此而始的清末新政使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得到了恢复,并从真正意义上拉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帷幕。
(三)求富图强。早在光绪六年(1880年)刘坤一总结办洋务之得失时就指出,“窃谓图强必先图富,而图富较图强为尤难,未富则虽强亦难持久。”[24]因此,在他重任江督后,就把练钢、筑路、采矿、铸钱以及举办其它近代企业等措施摆上了首要位置。以下仅举其数项荦荦大者,可见其一斑。
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在鄂省开办汉阳铁厂,准备自练钢轨以建芦汉路,时物议腾浮,有人参劾他辜恩负职,浪掷正供。上谕饬刘坤一“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刘经考察后上奏,力倡此“实为时务所急须”,并称赞张之洞“系怀时局,力任其难,将以练钢开生财之源。……实为图富强、规远大起见,果见办有成效,洵足资利用而塞漏卮。”[25]此折上达,坚定了清廷的决心,澄清了浮言,为汉阳铁厂的续办定下了格调。同时他还从江南筹防局中调拨巨款以济缓急,使张之洞渡过了难关。
光绪初年的铁路之争,刘始持异议,但随着列强对路权的不断觊覦,到光绪八年他开缺人京陛见时态度便已转变。在天津会见李鸿章时谈及铁路之事,就对李的铁路之议深表同情。在其出山之后便热衷于铁路,他说,“现在铁路一应事宜,规制虽未大备,而始基既立,实未可废于半途。”[25]甲午间,刘在军务百忙之中,还数次与张翼深谈铁路大计,规划京津、芦汉等铁路的筹建。他上《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以呼吁,“究之富强之本,求其收效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则莫急于铁路。”[26]为督促朝廷修建芦汉铁路,他沉痛具陈甲午战败的教训,“以铁路运兵,则视远若近;以铁路运饷,则举重若轻。上年中倭之役,南北如有铁路,必不至坐失机宜,讵可不急图补救?”他还再三强调,为杜外洋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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