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1866年)，刘坤一刚任赣抚不久，在他的《议复局外旁观论及借法自强疏》中，就针对“借法自强”的议论具陈，铸钱、造船、*、练兵尚可“斟酌仿行”，而铁路、电报则“断不可行”，至于派使节分驻各国更是以“柱石重臣，弃之绝域”，使外国“挟以为质”。对赫德、威妥玛的建议，他认为这是一种威逼恫吓，彼愈要求，就应愈坚拒，以免堕其奸计。^[1]很明显，这完全是一种逆反心理状态，古圣先贤确立的“夷夏之大防”观念，在他心目中仍是一时难以逾越。

同治十年(1871年)，内阁学士宋晋奏请停止制造轮船，以免糜费。另一学士朱学勤就此事私下致信询问刘坤一，刘说：“来示谓富强之说，茫如捕风捉影”，“又谓造炮、制船，亦都隔膜之事。愿以为造炮我尚得用，制船将与洋人争锋海上，以我之短，敌彼之长，学儒子之射以射儒子，恐终为所毙。且自古无常胜之技，金人之拐子马，终为岳家军所破。杨么之跳梁，更与今日相仿，将来有事，必有制轮船之法，九年大沽之捷，其明验也。何必多糜金钱，徒为洋人所笑。”^[2]

同治十三年底(1875年初)，刘坤一恰巧于同治皇帝驾崩之日奉谕迁署两江总督。其消极保守的态度依然如故，对人说，“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支持一件，能支持一日则支持一日而已。”^[3]“时议造船铸炮，未始不是良图。然中国之所以自强，空不全在乎此。至于电线、铁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期期以为不可。煤矿之役，且试为之，倘办理失宜，即使于生财之道不无小补，而物情骚动，所损实多。”[4]他还极力攻击李鸿章、刘铭传等人的“自强变法”之举，说“聪明才智之士，务为新奇，竟欲举中国之制度、典章，尽变而为英为法为美为普。”^[5]刘于南洋任上一年整，不仅对江南诸省未作丝毫改革，而且，还与朝廷内外的顽固保守势力遥相呼应，阻止近代化的发展，使洋务事业深受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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