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到光绪十年，李鸿章又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选雇德军退伍军官24人来华，到淮军各营教练枪炮技艺和西方战阵新法。同时，又派淮军将弁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入武学院学习德国最新枪法、操法、设伏、绘图、布阵等军事技术。他们学成回国后，即担任淮军的军事教官。
新式训练需要大批掌握新式军事技术的教育人才，为此，淮军积极推行新式军事教育。李鸿章除派淮军部分将弁出国留学外，还自行创设军事学堂。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仿照西方军事学院之制设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10余人为教官，挑选淮军弁兵入堂学习。学堂设置的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学生除完成专业课程外，每天还要操练炮队、步队、工兵队及分合阵法。学生毕业后，回原单位传授所学军事技术。军事学堂的设立，对于新式军事技术的普及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淮军其他方面近代化的深入发展。
淮军的近代化之所以发生和不断深入，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清朝统治者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开始惊醒过来。面对西方的武力挑战，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识到刀矛弓箭与枪炮船舰的差距，提出效法西方以求“自强”。咸丰十年，奕䜣等人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敌自不虞溃散”[1]。在奕䜣的倡导下，作为洋务运动早期主要内容之一的练兵活动，在沿海地区逐渐开展起来。次年，通商大臣崇厚首先在天津聘请英人教练绿营兵丁使用洋枪，总理衙门亦派京旗兵丁赴天津接受训练。同治元年六月，奕䜣等给上海、福州督抚将军寄去天津练兵章程，令其仿照天津情形，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兵丁。两广总督劳崇光也奉命于八月聘请英人训练广州旗、绿各营兵丁。请洋人，用洋枪的练兵活动渐趋高涨。
在上海地区镇压太平军的淮军，自然被卷入到这个练兵活动之中，淮军到上海不久，李鸿章就接到清廷上谕：“务当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牢笼，上海洋枪队颇资得力，外国人时常夸耀其力，该署抚不妨多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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