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的近代化，与淮军进驻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淮军到上海之前，上海地区已有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等参与镇压太平军。李鸿章到上海后，多次与英法驻军磋商防守事宜，淮军也奉命与英、法军以及常胜军共同对太平军作战。在这种频繁而密切的合作中，淮军受到外军的极大影响。在与英、法军由南翔进攻嘉定太平军的战斗中，李鸿章看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则靡”，惊叹“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因此密令淮军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4]。英国侵华舰队司令何伯，亦趁机反复给李鸿章讲述军队操练的重要性，使李感到外国军队“战胜攻取，固由枪炮之精，亦由纪律之严”[5]。以后，李鸿章到英、法军舰上“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每攻城劫营，各项*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因此，“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将士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6]。于是，李鸿章笼络常胜军统领华尔，托他代购洋枪洋炮，并请外国铁匠制造炮弹。可见，上海的优越环境是淮军近代化迅速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鸿章及淮军将领对淮军近代化的发生与深化曾起重要作用。李鸿章到上海后，对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有所认识。同治三年，他曾给陈廷经写信，说此时他“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7]。可以说，在当时这种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军队近代化问题上，李鸿章的认识要高于当时的其他清军将帅。八旗、绿营那些因循守旧的将帅且不论，即如同任封疆大吏的勇营领袖曾国藩、左宗棠等，也较逊色。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就已在其水师装备洋炮。但到同治元年，曾国藩写信给蔡应嵩时还说：“鄙意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每戒舍弟不必多用洋枪，而少荃到上海，复盛称洋枪之利，舍弟亦难免习俗之见，开此风气，殊非所欲。”[8]在镇压捻军时，曾国藩对“淮军好用开花炮”的效果表示怀疑，而建议李鸿章“悉心体察，应否去大炮而加长矛”[9]。左宗棠在闽浙镇压太平军时曾致力于练兵活动，但直到同治九年他还认为，作战“宜参用中国之人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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