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大有人在，而不少满族王公大臣则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例如，1907年7月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发生后，清廷有意中止宪政步伐，端方于8月15日上奏折，要求清廷“迅将我大清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二大端，提议编纂，布告天下”，“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44]促使清廷继续于仿行宪政之路。我们确难以满汉官员区分清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与反对者。
清廷预备立宪过程中，一些满人，如江苏道御史贵秀、宁夏副都统志锐、河南道御史俾寿等均曾上折请平满汉畛域。端方尤其突出。
1906年进行中央官制改革，中央设立陆军部，满人铁良任陆军部尚书。袁世凯或是故作姿态试探，或是迫于官制改革的形势，奏请清廷将其各项兼差开去。清廷随即颁谕，不但“著照其所请，将其除直隶总督以外的八项兼差一并开去”，同时又以统一全国兵权为由，欲将北洋新军六个镇的兵权全部收归陆军部。袁世凯的势力因此大减。
清廷处心积虑地欲收回汉员袁世凯的兵权，其中当然有满汉意识在作祟，命满人铁良为陆军部尚书，更是明显地表露出其司马昭之心。
但是，这决非仅以满汉矛盾或意识所能完全说明的，统一兵权确为宪政改革应有的题中之义。清廷在宪政改革中的各种中央集权措施，并非仅是针对汉族地方督抚，而是针对所有地方督抚的。也就是说，这一集权措施体现反映的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满汉官员的权力矛盾，而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正因如此，清廷的各种集权措施遭到的是几乎所有地方督抚的反对，在相当多的敏感*问题上，满汉官僚态度是一致或十分相近的，有时反倒是满蒙地方督抚的表现更为活跃，反对抵制的意见更为突出激烈些（或许是因为其更少一些民族疑忌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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