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蕴章的这一反常建白言事，使咸丰帝为之惊异称奇，以致发出了“今日葫芦亦开口了”[37]的慨叹。彭蕴章的潜台词与*目的是什么，即使是非明眼人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咸丰帝闻言“默然变色者久之”，不但旋即以料定曾国藩必上奏请免，及令其继续率兵东下镇压太平军为由，免去了曾的署抚之职，而且继续坚持不使汉族官员掌握重兵之权的祖制，使曾国藩“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38]1860年以后，清廷虽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职，又授予节制四省军务之权，但防范曾国藩等汉员的心理仍无根本改变。事实恰如赵烈文所言：曾国藩之所以“有督师之授”，是因为当时“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负扆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举也”。[39]
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地方督抚，因助清廷镇压了洪秀全等人发动的推翻满族人统治的太平天国起义，而被部分革命派斥为“汉奸”，却不知彭蕴章这样的倾轧汉人的人是否应被怒骂为“汉奸之汉奸”？
若仅从满汉官员的矛盾龃龉方面而言，肃顺对待周祖培、彭蕴章等汉员的所言所行，当然可以视之为满员凌辱汉员之举。但是，肃顺尊崇重用汉员不但为时人所承认，当今史学界似亦无不同意见。这一悖逆现象的出现，除了人们所关注的满汉民族意识外，尚有肃顺与周、彭等人政见之异、权力之争及个人性格、处事风格不同等其他综合因素的影响。
上述汉族官员倾轧汉族官员的类似之事，在清末屡见不鲜；而满人鄙视满人，自贱、自馁满人的相类之语，在清末同样并不少见。 据说王士珍以汉人补授副都统后，光绪帝曾颇有感慨对他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40]而号称“北京旗下三才子”[41]之一，而又“有学有术的”端方，虽“自为满人”，亦常常“偏诋满人为不肖”，[42]亦曾如肃顺一样的贬斥“旗人作外官，一事不懂，一字不识，所有事件皆请教于门政”。[43]于此，我们看到的是满人的自贬，已无清初满人及八旗劲旅自雄天下的豪气与傲气，其原因主要源于满人自身的败落。
在清廷议论、筹备立宪的过程中，许多汉族官员，特别是一些御史言官是持反对态度的，在清廷中央持反对态度的汉族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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