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组建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天国，继而出任各重要省地的总督、巡抚，影响晚清政局，都与文庆、肃顺等人重用汉臣、汉人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当曾国藩等汉族官员遭遇困难之时，一些汉族官僚却乘机落井下石，自噬反戕同族；而当曾国藩等人初建镇压太平天国之功时，一些汉族官僚又以清王朝的忠臣自居，大进谗言，挑拨清廷与曾国藩等人的关系，置曾国藩于清廷的严重疑忌地位。 

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晚清汉臣之齮龁”条，记载了汉族官僚间的矛盾倾轧。他说，清王朝开国之初，是“满大臣互相挤轧”，而“晚清同光以来，则汉大臣亘相齮龁”。“曾（国藩）文正见扼于祁（寯藻）文瑞……是一例。曾氏兄弟（国藩、国荃），与左（宗棠）文襄、沈（葆桢）文肃交恶……亦是一例”，其后尚有“李（鸿藻）高阳与翁（同龢）常熟交恶”[33]等等。我们以曾国藩为例试析之。 

1854年，曾国藩所统湘军攻克湖北省城武昌的捷报传至京城，咸丰帝“喜形于色”，即授曾国藩以署理湖北巡抚之职，并喜难自抑地对汉人军机大臣彭蕴章（薛福成的《庸庵文续编》等史料称此人为祁寯藻，章士钊的《热河密札疏证补》则认为应是彭蕴章，笔者取其为彭蕴章之说）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34]一向“唯阿取容，从无建白，外间戏以彭葫芦”[35]的彭蕴章却向咸丰帝奏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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