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对于汉族官员防范最严的，当属不使汉员掌有生死攸关的军事指挥权。如某地发生变乱兵事，多由清帝“特简经略大臣及参赞大臣，驰往督办，继乃有佩钦差大臣关防及号为会办、帮办者”统兵出征。这些统兵之员，“皆王公亲要之臣”。[⑧]即使有汉族官员参预兵事，亦不过陪袝或仅“供奔走之役”，不过是汉人出力，满人受赏而已。近人薛福成曾说，清廷对汉人“乾隆、嘉庆间,防畛犹严，如岳襄勤公之服金川，二杨侯之平教匪，虽倚任专且久，而受上赏、为元勋者，必以旗籍当之”。不使汉人掌据重要兵权，乃是“先皇措注之深意”。[⑨]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仍是恪守祖宗成法，以满族亲贵专主军事。第一次派往广州的统兵者是靖逆将军奕山（满人，宗室）、隆文（满人），汉人杨芳不过陪袝副之；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是扬威将军奕经、文蔚、特依顺等，其或为宗室，或为满人。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虽有满族重臣认识到，若欲彻底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就必须依重汉族官僚。但清廷上下防范汉族官僚，不使其掌实权、兵权的祖制旧法仍无根本的改变。其最为典型者，当属曾国藩与清廷及满族亲贵的复杂关系了。
在清廷面临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统治风雨飘摇之时，曾国藩组织湘军与太平军死战，且时时如履薄深般的恪守道臣子之道。但就是这样一位扶危救颠的中兴功臣，亦难免因遭清廷的疑忌而诚惶诚恐。湘军攻克湖北省城武昌后，咸丰帝欲重用曾国藩，后来却突然改变了主意。这虽起因于某大臣的警劝谗言，但这一谗言之所以能够产生作用，还在于其说颇中咸丰帝不使汉人掌重要兵权的下怀，合于传统的祖制。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势力鼎盛之时，咸丰帝惊惧忧思，曾有“有能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的期许。但当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攻克天京后，咸丰帝却只封曾国藩为一等侯，曾国荃为一等伯。原因是清廷议功封爵之时，认为曾国藩乃文臣出身，若封为王，“似嫌太骤，且旧制所无”。[⑩]所谓“似嫌太骤”云云，表面看来，似乎确属实情，但实际上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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