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预备立宪过程中，部分满族亲贵，如载涛、毓朗、载泽、善耆、铁良等人，仍“根据祖宗不信任汉人专权的密传家法……首谋去袁”。[21]铁良对袁世凯改行内阁一事“抵拒尤力”。[22] 官制改革后11个部13个尚书大臣中，满蒙亲贵多达8人，汉族官僚仅5人，仅就清廷各部院的人员分布形式而言，即已打破了长期以来政府主要官员满汉各半的惯例。时人陶湘当时分析说，在新官制中，不但陆军、度支两部尚书皆为满人，即是侍郎也几为满族官员所据。“财政，兵权，只陈雨苍汉人(即陈璧，任度支部侍郎)，此中大有深意。陆军侍郎本拟士珍(即王士珍，汉人)，及见明文，乃系荫昌（满人）。虽令王署，总使汉族无兵权耳”。[23] 

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出笼，决非偶然，更是满汉官僚矛盾和满族亲贵集权的突出表现。 

面对部分满蒙亲贵集权、专权，欺藐汉官的行为，许多汉族官员万般无奈，多数时只得采取忍气吞声的作法，有时甚至被逼而死。道光朝汉人军机大臣王鼎，因与满族军机大臣穆彰阿政见不同，与其力争起用林则徐不过，不惜以死相争；1854年，湖广总督吴文镕明知出兵必败，但因湖北巡抚崇纶（满人）不断上告诬陷，多次“迫令督师出省”，只得冒险而行。崇纶却在背后“隐掣其肘、军械粮饷皆缺”，最后导致吴文镕“由此死绥”，[24]兵败而亡。 

清代的客观事实确如有时论所言：“政府由于种族之界太深，虽日言和融满汉，而满汉实未能和融，无论满不能融汉，汉或不能融满”。[25]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